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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：向医生致敬，请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！
作者丨于丹
所以我们跟医生之间要有什么样的道德共识？看看我们今天大量的医生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？自媒体的兴起，让医生这个群体逐渐走进公共视野，他们不仅仅是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体维护师，也是血肉丰满的人，这个行业里的喜怒哀乐是媒体应该更多披露的。
于丹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曾担任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嘉宾
坦率地说，电视剧里那些衣帽光鲜的医生，化着精致妆容的小护士，那是真实的医务工作者吗？我看见的小护士都不穿高跟鞋，我看见的优雅的女医生经常靠着手术室的一角就睡着了。医生这个行业真的像我们电视剧里写的那么光鲜吗？医生的脆弱和无奈，我们的媒体能把他们的真实表达出来吗？
一次终生难忘的就医经历。
其实我一直相信，如果建立好一种沟通，也许这个社会有奇迹发生。我一直没有跟张建院长（宣武医院院长，大会主持人，编者注）说过，我很怀念宣武医院的一位医生，外科主任张常在。我认识他是在18年前，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小老师，没有上过电视，谁都不认识我。
那时我是96级学生的班主任，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晚点名，黑灯瞎火下台阶，一不小心把脚腕子崴断了，男生还跟我说你蹦两下，蹦两下就没事了，然后我说蹦不起来了。学生们就把我背到医院，后来一查，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。当时我还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你看我断的只是脚脖子又不是脖子，不影响智商，怕什么。但我心里还挺打鼓的，进了宣武医院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出去参加两个星期的教师培训，先不回家了。我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除了撒个善意的谎言让老人放心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
接下来我开始了解治疗方案。那是1997年的盛夏，天非常热。
一位很儒雅的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，他个子很高，和声细语地跟我讲：“你可以选择保守疗法，打上石膏就好，但是因为你断了两根骨头，如果用手法复位总有一根复位不太好，所以等到您年龄再大一点，也许这个脚腕子，就像你小时候玩松的娃娃那个脚脖子那么晃。另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，打开这个一定能固定上，但是你有点受罪，天太热了。”
我当时就说：“我选择手术治疗，我不想留后患。”
主任看了看说，“那这样吧，今天我不当班，星期一我当班，我给你做。”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今天星期五，我是星期四晚上骨伤的，到星期一这个骨折又会耽搁两天，我说主任你去忙，有哪个值班的大夫在给我做了就得了。”
他说：“手术书跟麻醉书怎么办？”
我说：“我签，作为一个独生女，我给爸爸妈妈和没有孩子的姨妈、姨夫签过太多的住院材料了，我了解，我也理解，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有什么意外，我跟你说这个没什么意外。”
那个主任就乐了，说“我头一回看见给我解释的病人”。
他就云淡风轻地走了，到了下午，有医生进来嘱咐我说做手术。我上手术台的时候见到这个主任（因为我老听他们叫他张主任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），就问：“你不是今天不在吗？”
他轻轻地一笑，“我调班了，我给你做吧。”
等到拆纱布换药的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右脚踝上有一条细细的线，我就问换药的医生说，“怎么没有缝针呢？这难道是粘上的吗？”
给我换药的医生说，“张主任那天调班跟我们说，这个姑娘性格这么开朗，她以后还要穿裙子跳舞的，我给她内缝合，不留伤疤。”
你们要知道，当时我身边没有家属，没有任何人提这个要求！
就是这个一面之缘收治我的医生，在我住院的那一周里，他调了很多次夜班，在那里跟我聊天。
我因为性格一直很开朗，就跟他聊，然后他很认真给我讲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说：“你看你是病人我是医生，我跟你聊天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也需要治疗，我们医生的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？我们除了做手术，还得看多少新的医疗知识？”
就这样，我跟这个主任成了朋友。后来我这个骨头长得特别棒，然后我就又开始疯忙在各地讲课，他总给我讲，你要留点时间我给你取钉子，但我总说放一放，结果没有等到他给我取钉子。那时我父亲也在这里住院，我在一次从南京出差回来看我父亲的时候，父亲第一句话告诉我说张主任去世了，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。
媒体要多讲点好故事
其实一个患者心里想到的医生，永远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，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的恩德。什么叫做共识呢？我们太多的人都曾经遇到过终生难忘的好医生，有法治的常识和道德的共识，唤醒一点相信和温暖的记忆，我想这是媒体的责任。
媒体是干什么的人？是讲故事的人。讲故事我们不能多讲一点好故事吗？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，有时候我都很纠结能不能让孩子上网。我们的网页里充斥着各种不良事件，各种性侵的事件都在首页上，固然这是社会的现实，但是放大这一切能改善吗？
不能改善令人不如意的事件，那么就放大更多充满信念和美好的新闻，这才是道德的共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共识，我作为一个独生女，上面有那么多老人，下面有孩子，加上我自己也不争气，老进医院，作为一个跟医院打过这么多次交道的人，我心里留下来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。所以这是我想跟媒体呼吁的第一点。
媒体要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
第二点我想跟媒体呼吁，让医生这个群体真实地出现在患者面前，构筑一种理性的医患关系，破除伪命题，也就是说医生不是万能的。有人看到微博微信上医生生病，居然发出感慨：“医生也会生病啊？”其实这是太多的人对自己崇敬的大医生一种特别幼稚的发问，你要怎么回答呢？医生也是人，当然会得病，可能会出现我们想不到的种种的疾病，甚至更严重的情况。
伪命题之一：医生要把所有有用的时光全都花在专业学习和患者的身上。
谁说医生上了班就得耐心地面对患者，下了班就得埋头科研？他可以不吃饭，他可以不睡觉，他可以无止无休地站手术台，然后还能保持着耐心的好脾气？
医生是介于上帝、佛和常人之间的一种人，但是医生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切吗？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有照顾家人的时间，也得有自己去游游泳打打球的时间，他也可以听听音乐会和品品红酒，因为这样的人才更经摔打，这样的人心态更健康，这样的人遇见非难的时候更包容、更阳光，这样的人跟患者聊天的时候更容易交心当朋友。
所以我说，不要总是鼓励医生就是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的劳模，医生就是可以不吃不喝，一切都以精神力量来支撑的这么一个职业。
伪命题之二：把医生尽力治好病作为患者的最高诉求。
修机器还不见得都能修好，医生修理的是人，这么复杂的人体就都能修好吗？有时面对特别无奈的结果，医生能做什么呢？再讲一个故事。
我姥爷39岁时因为一次寻常的肠梗阻，那么优秀的电信工程师就去世了，我妈妈当时只有12岁，立志学医，后来学的是生物化学，然后等到我这个独生女考大学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希望我学医。无奈我数学实在不明白，于是眼睁睁看着我的闺蜜去江苏上了医学院而我读了中文系。
闺蜜读书的时候不断给我写信，她大四的时候在医院实习，当时这个20岁的女孩子在信里给我讲了一件事，她说血液科病房里面有一个来自大西北的4岁小男孩，他患的是白血病，这个孩子特别乖巧可爱，但是他的病基本无法救治。孩子的父母抱头痛哭，好在年轻，再生一个吧。但是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病情浑然不知，他还天天很快乐地玩耍，我这个同学就痛心疾首地说，“我作为一个小医生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帮不了他，我没有能耐！”
其实当时这个同学作为实习医生，很多诊疗、治疗都是不参与的，她能做什么？只不过是一些很边缘的事，比如这个小患者淘气，有一天把一壶热水打翻了，烫伤了。主治医生就跟我的这个同学说，你上外科给他拿抹烫伤的绿药膏。我这个同学就拿回来了，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因为从小在农村没玩过什么玩具，竟然迷上了这个小小塑料盒里透明果冻一样的绿药膏。
他抹完了以后还要玩，两三天以后，烫伤基本上好了，他已经不需要绿药膏了，但是他还要。他每天都去跟我的同学说，“小阿姨你去再给我找一盒绿药膏吧”。我这个同学说，“我救不了他的命，我也参与不了治疗，我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上外科说我还要绿药膏，我就给他找一盒绿药膏”。
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我这位同学后来在上海读完医学博士，又跟他丈夫去美国读了医学博士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声望的大医生。但是我不是到现在才觉得她应该能成个大医生，而是在20多岁，她作为一个实习生的时候，我就坚信她能成为一个大医生。因为有这样一种心，在陪伴一个她眼看着治不了孩子的时候，她给他生命最后的希望和爱。
所以什么是大医生？以什么来评判一个医生的能耐？我想不是疾病的治愈率，而是这个医生的心。我们知道，香港有个电视剧叫《妙手仁心》，妙手是一种技术，但是如果没有“仁心”，任何妙手也只是技术而已。
因此我特别希望，我们媒体界别再用伪命题绑架医生。把医生架到一定的高度会高处不胜寒，其实医生有的时候是无奈的，有的时候是痛心疾首的，但是他仍然不放弃，他力所能及地陪伴，这就是这个群体。
我对媒体人的三个希望
我在媒体20年，在业界摸爬滚打，也在学校搞理论讲学，中国的媒介正在从简单的宣传工具，转化为监测环境一个最大的自媒体。其实监测环境，协力决策是提升人的社会化进程，这是媒体里施拉姆最早界定的，这也在中国实践着，所以大家有怀疑、有期待、有焦虑、有失望的过程中，医改跟法治正在追求中国社会的最大公平，而我们人心的希望，是构筑公平最大的合力，抱有希望，愿景才能实现，如果我们媒体人能够真的愿意这样去做，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希望：
第一，普及更多法治常识和提升更多道德的共识；
第二，真实地呈现医疗这个群体，不用伪命题去绑架他们，允许他们自我生命的成长和修复，让他们先成为身心健康的人；
第三，我们唤醒信任，我们共同期待，让整个社会跟医学、法学合理去等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
谢谢各位的信任，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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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医生那些伪命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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